【讲座精粹】李殿勋：为什么要搞创新驱动——中国知识产权名家讲坛第16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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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精粹】李殿勋：为什么要搞创新驱动——中国知识产权名家讲坛第16讲（一）

西南知识产权 2019-04-29

主讲人：李殿勋

2017年3月27日下午，重庆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委主任李殿勋先生做客中国知识产权名家讲坛第十六讲，于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毓才楼一楼学术报告厅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的创新驱动——基于重庆科技创新的现状与趋势分析”的主题演讲。

本次讲座由赵万一院长主持，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长袁杰、副局长李雨峰，西南政法大学书记樊伟、副校长岳彩申等共同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共分两个部分：一是为什么要搞创新驱动，二是怎么来搞好创新驱动。因本次讲座信息量较大，我们拟分成两次推送。本次推送主要介绍“为什么要搞创新驱动”的问题，后续内容将尽快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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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以前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搞农村土地承包改革，第二件事是以办经济特区为代表搞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牵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创新创业。

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对于中国的巨大意义不是增加了粮食产量，这是一个很次要的作用，也是一个很肤浅的看法，它的重大意义是解放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农民，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对外开放让中国抓住了第二轮工业革命的尾巴，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承接了世界范围内第二次大规模的产业集中转移。

而人口红利的释放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转移的碰头推动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入市之后的10年，甚至出现了超高速增长，这在全球大国的治理当中堪称一个伟大的奇迹。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尊严。

但是30多年过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拐点，现在开始进入负历史，资源消耗难以为继，环境污染接近期限，自然生态承载已不堪其重，人文生态更不乐观。如果没有重大意外，我个人判断未来5到10年中国的区域经济将严重分化，行业颠覆将持续发生，创新版图将加速重构，整个中华民族将要历经一场巨大的变革。面临这种严峻的挑战，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推出实施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决定，推出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战略安排。

今天我围绕中央的战略意图与重庆的应对之策和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交流。交流分两个部分，第一：为什么要搞创新驱动；第二：怎么来搞好创新驱动。

一、为什么要搞创新驱动

（一）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所迫和应对风险的现实所需

1.增速下行

当今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中国入市之后的2002年至2012年这十年期间，中国依托工业园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土地储备的城市化进程这两把刷子，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增长。

但是如今，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动力结构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即使经济学家，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走势也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V型、U型、W型、L型，还是更悲观的倒L型，短期内恐怕很难判断。

为什么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面临如此之大的压力？综合判断，就是因为传统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就是我们30多年来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所谓“三架马车”——投资、消费以及出口，已同时显现动力疲弱：

从投资来看，一方面，投资效用日益衰减。目前，全球的投资率在25%左右，中国的投资率在50%左右。其中，2015年以来中国超过1/3的省市投资率超过100%，这意味着创造1万亿的GDP需要1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投资效用严重衰减，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到处都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假设当时拉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投资1块钱，而现在则需要投资3块钱到4块钱。所以，目前的中国想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变得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资金来源难以为继。根据数据显示，2015年政府投资增长20%多，民间投资却只有2%—3%，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现象，因为历来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都保持着相同甚至是更快的增速，而且民间投资在中国占比超过60%。这说明中国目前的投资结构难以为继，我国无法再依靠规模庞大的，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魔鬼投资”来持续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消费来看，近两年第三产业的增长确实是突飞猛进，在2015年和2016年的经济贡献率都超过了50%，但中国是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依靠消费来支撑经济的增长是难以持续的。首先是因为分配制度改革短期内难以到位。即使国民财富总量比较大，要合理分配财富也是非常困难，如今分配改革受到重重阻碍，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很难放弃既得利益。

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不全，水平更低，并且未来五年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会不断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没有能力来支付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这直接导致中国的民众根本不敢放开消费。加之中国有6千万贫困人口，消费能力极其有限，过去五年消费的增速已是逐年下降。

此外，供给侧改革一时也难以满足消费的转型升级需求。所以，中国是不大可能依靠消费来长期支持经济的增长的。

从出口来看，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全球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影响，我国出口呈现下滑趋势，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占比已下降了1%以上，降幅为20年之最。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中国近30年来参与全球低端竞争的成本优势基本丧失。过去30多年，中国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低端竞争，抢占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超过美国的95%，其中，资金成本是美国的2.4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2倍，石油、燃气、供水、供电价格，宽带、通信收费，几乎都高于美国，还有些制度成本更是难以估算。目前，我国唯一便宜的就是劳动力，但是中国的劳动容量不够，而且我们的工厂实行的是工位管理，一人一个工位，看起来便宜实际上也不便宜。综合以上的种种状况导致了我们参与全球低端竞争的成本优势逐渐被南亚、东南亚、南美洲甚至非洲国家所取代。

既然我国参与低端竞争的成本优势已经不复存在，那为什么不参与全球的高端竞争呢？这是因为参与全球的高端竞争需要依靠技术优势，而我国的技术优势目前基本没有，至少尚未形成。据权威评估，中国在全球技术门类中处于相对优势领跑地位的技术不到15%，大致为13%，剩下87%的技术是模仿跟踪，所以中国参与全球的高端竞争在大部分领域都显得被动，只有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领域占有创新优势：一是靠举国体制完成的“单维突破创新”，比如高铁、核电等；二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随着美国搞工业化，日本、韩国启动创造性经济战略，德国搞工业4.0，法国搞未来工业战略，中国参与全球高端竞争变得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出口面临着双重挤压的国际竞争格局，参与高端竞争搞不过美国、韩国，参与低端竞争搞不过东南亚，这种国际格局导致了中国外贸出口的被动下滑，我悲观的判断，未来5到10年左右还会一路持续下滑。

所以说，中国依靠传统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难以持续前行，这也是近两年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挑战的原因。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应当如何应对？对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作为应对经济困难的治理方案。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所谓供给侧改革，其实质问题就是“去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去除无效供给的关键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接近2/3的无效供给是由国有企业所创造，没有国有企业的大力度改革，无法去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就是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领域没有很好解决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无我有”和“人有我精”。“人无我有”靠原始创新，中国原始创新严重不足；“人有我精”靠引进消化再创新，我国也远远不够。所以，要靠创新驱动来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在注重管理需求的同时，通过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中国宏观经济新的平衡。

从国际经验来看，全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国家长期未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结构始终停留在较低层次，加之社会分配不公，最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少数能够进入高收入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其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以上，二是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三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左右）。这一现象说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本质上就是创新驱动困境，一个国家只要走出创新驱动的困境，自然就跳出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也是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最为核心的诉求。

2.风险集聚

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五类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已普遍显现。第一个风险是产能过剩，目前传统制造业的产能几乎全部过剩，例如钢铁、煤碳、水泥、有色金属等。

第二个风险是巨大的政府债务，再联动一些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

第三个风险是地产泡沫。虽然目前有少数城市的房价反常增长，但综合判断，它并不会带动其他地区房价上涨，相反还会产生资金的虹吸现象，大多数二线以下的城市，如果还指望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可能性不大。

第四个风险是影子银行，其内容相当广泛，包括银行的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非金融机构的一些社会融资活动，甚至包括非法集资，还有近两年兴起的互联网金融，这些都是脱离了现有监管体系的一种金融业态，风险很大。

第五个风险是工业园区，中国大量的工业园区陷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难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综上，增速下行和风险集聚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中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特别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从中国的国情看，“供给侧改革”事实上是去除无效供给和增加有效供给；从国际经验看，实施供需侧改革也是为了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要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也就是创新驱动，实现中国的转型升级。

（二）复杂的全球背景和深刻的现实逻辑

1.搞创新驱动是当今世界转型发展的大势所趋

这个概念比较大，是一个战略性的宏大命题。2008年之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的“新平庸时代”，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日益衰落，中国经济增速也拦腰斩断。

从全球视野来看，各个国家都在试图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来寻找替代动力，依靠改革来激发人的智慧，依靠人的创造潜能来行驶增长动力，所以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大多国家选择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创新之上，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发展转型的大势所驱。

2.搞创新驱动是全球大国实力竞争的关键所在

现在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幅员面积当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更为深层的是创新能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根本上取决于创新能力。所以，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强化创新战略部署：2013年，韩国提出“创造经济”战略；2014年，德国先后推出了第三股高科技战略和工业4.0战略；2015年，法国发布了“未来工业”战略；2015年，日本发布了《新成长战略》；2015年，美国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等等。当然，中国也在积极涌入全球创新网络，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先后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3.搞创新驱动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国运所系

中国历史上曾是世界非常辉煌的国家，经济总量最大，科技水平最为发达，直到清朝中期中国的GDP在全球的份额还超过如今的美国在全球的份额。那么，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甚至是第一强国的中国，为何现在尤其是最近百年来如此落后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和历次的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来没有成功实施过创新驱动战略，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一样抓住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但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已经积累了较大规模的经济实力，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培育了总量最多的科技人才（中国现在的工程师总量是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合），在主要科技领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是我国在参与新一轮的全球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势所在。

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诸多短板：第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第二，高端人才短缺；第三，高水平的科技供给和新常态的转型需求相差太大；第四，对财产权利，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以上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继续创新前行的步伐，中国亟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即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之所以要搞创新驱动，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所迫和应对风险的现实所需，是世界发展转型的大势所趋，是全球大国实力竞争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所系。这四个层面有宏观，有微观；有全球视野，有基于国情，但简言之，中国目前只有靠创新驱动尽快寻找替代动力，才能推动产业机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升级。如果没有创新驱动的实施，我国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灾难之中，它是我国没有办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无可替代的唯一选择。

文字校对：马艳廖晓莉

编辑：张欣

摄像：赵晶

中国知识产权名家讲坛

本讲坛由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知识产权研究会联合承办，超凡知识产权研究院协办，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识产权知名人士，就知识产权基础性或前沿性问题作智慧分享，以助力我国知识产权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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